貪官人人痛恨。有個朋友參與過紀委辦案，他說，有的領導干部在被抽掉鞋帶和皮帶后，一下就崩潰了，甚至個別膽小者登時大小便失禁。一般而言，犯事領導們在被從會議室，辦公室和家中帶走之時，多半是四肢僵硬，面如死灰，但是大多數人并不能立即從日常生活狀態，自大腦到全身真正的反應過來，而處于一種麻木狀態。

      真正到了留置的地點，為防止想不開做傻事，需要抽掉皮帶和鞋帶，這個時候才會全方位反應過來身陷囹圄的處境，有的一下不顧形象痛哭流涕，有的站立不穩渾身哆嗦，更有甚者大小便失禁。
      其實這是人之常情，畢竟進了此地，被留置人員未清楚說明事件前是無論如何不能離開的。在宣布實施紀律調查前，至少，被調查對象已有一件或兩件事情確定無誤地要受到黨紀處分，甚至已經觸犯了刑律。所以，進了此地一般而言，很少有“出來”的情況。
      而一般到了這個地方，被調查者心理難免會崩潰。設身處地地想想，與外界信息渠道全部切斷，即使本來約定好攻守同盟的事情，目前處于如何的境地，是東窗事發，還是深埋地底，無從得知，這種信息的不對稱會使得當事人焦慮抓狂，一夜白頭者比比皆是。而具有豐富辦案經驗的人員就會充分利用這種優勢，從證據上、政治上、心理上精心設計，從中查找其弱點和破綻，予以突破。
      在辦案地點的選擇上一般也是慎之又慎，有著明確的工作要求。按照紀委工作規定，地點一般最優先考慮的就是安全。用房及環境也只準在一層樓辦公，堅決不允許在一樓以上接觸案件當事人。
      據說，現在的紀委監委都是依規依紀依法辦案，留置房間內24小時全程無死角監控，一個8-12平方米的房間里，平均有6-9個攝像頭，隨時可以看見房間內的所有動態，上級隨時抽查。
在社會上往往流傳一些謠言“以前的辦案人員經常動用武力，或者軟磨硬泡”，這是不符合現在的事實的。嚴格說來，不要說違法辦案，就連不文明的行為都不會有。
      例如小于曾經在與被留置人員談話時翹著二郎腿，被上級紀委監委抽查監控時發現，要求其文明辦案，不許蹺二郎腿。所以，內部的管理嚴格可想而知，是不會出現不文明不合法辦案的。
      此外，還必須在陪護室、辦公室、談話室、過道以及衛生間等有安全隱患的地方加裝防護欄。電源線路一律實行暗裝，不能裸露在外。衛生間的門無反鎖條件，衛生間各懸掛點也要被反復檢查是否已被消除等。有條件的很多地方要進行軟裝處理。
      也許，越是嚴格越緊張吧！
      中紀委首次披露貪官被從會場上帶走情形，紀檢監察部門在會場上下手的3個特點：
      不動聲色突然襲擊一舉擊潰貪官心理防線
      警示震懾作用強大

“五毒局長”會場上被帶走

      廣西北海市有一個被當地群眾戲稱為“五毒局長”的陳全彪，35歲即提任正處級領導干部，在當時的黨政機關可謂鳳毛麟角，前途一片光明。

      但此人滿腦子財與色，不但收受下屬及管理和服務對象的166萬元，還打起了漁船更新改造補貼的主意：通過假拆、假更新等手段，攫取近600萬元。
      紀委帶他時是在一場會議上，那是2016年4月26日，北海市紀委在該局召開全體干部警示教育大會，通報下屬梁家祿嚴重違紀問題。在迎接市紀委工作人員時，陳全彪還連連表示“歉意”：“梁家祿出事，我作為一把手有責任，沒管好干部帶好隊伍。”
      誰知，更勁爆的消息等著他——當全體人員坐好后，市紀委工作人員宣布，陳全彪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審查。
      會場頓時鴉雀無聲，陳全彪雙眼充滿恐懼，臉色發白，全身發抖，被執紀人員從會場帶走。
      陳全彪現場的表現證明：頓時感覺靈魂都已經不在了，大腦一片空白。

突然襲擊拿下萬慶良、姚木根

      2014年6月27日下午，萬慶良正在省委開會，會議剛進行一半，紀委辦案人員出現在會場，將其帶走調查。
      知情人士稱，當時他被多人擁簇從省委一號樓常委會議室出來，沒有經過庭院，專梯下到停車場趕往機場。“老萬走路不太穩，一直由兩人攜扶。”
      江西省原副省長姚木根也是相似情形。2014年3月21日，姚木根正在山東出席一場有關水利方面的全國會議，在會議現場，姚木根被直接帶走。
      貪官被帶走的會場除了如上文所展現的看似一切正常的會議，還有一些是為“請君入甕”而專門召開的會議。
      在這方面最為典型的就是南京市委原書記楊衛澤。當時他正在主持召開南京市委常委民主生活會。
      會議正在召開中間，省委通知楊衛澤前去省委開會，市里的會議因此休會。知情人士說：“楊衛澤在辦公室抽了十五分鐘的煙。在省委，楊發現中紀委的工作人員后，立刻做出向窗戶跑欲跳樓的舉動，不過被摁住了。”
      有幾位官員透露：“方便辦案才是首要考量，腐敗官員警惕性最低的時候，往往就在會場中。”在會場帶離涉案干部，只有極個別人情緒激動，大多數人都“平靜配合”。
      他分析，貪官心中雖已亂如麻，但畢竟不愿被眾人看見自己的狼狽。

洛陽原書記電梯口被帶走

      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原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身上。2013年5月的一個星期六，他被紀委人員從“部長樓”帶走。
      當紀委人員按門鈴時，劉鐵男還強裝鎮靜說：“有什么事？請在外面接待室稍等一下。”
      紀委人員和隨行武警很快撬開了門，劉鐵男隨即撲通一聲，跪倒在地，一面渾身發抖，一面語無倫次地求饒。
      至于在會場上帶走貪官所引發的震撼警示作用，直接傳導給了所有與會人員。
      這種前一秒還高坐在主席臺上意氣風發，突然就成了反腐典型的反轉劇引發了他們深深的思考。
      比如2016年首虎、洛陽市委原書記陳雪楓，落馬前一天，還出席了洛陽市委扶貧開發工作會議，還公開會見了前來洛陽考察的客人。
      2016年1月15日下午，陳雪楓參加完一個會議后，正在電梯口跟市委常委某領導說話，被突然而至的調查組圍住后帶走。
      據在場官員回憶，“整個過程非常迅速，就一小部分人看到了，當時大家都蒙了。紀委為什么愛從會場帶走貪官
      在中國，貪官被在會場被帶走據說更多地是“考慮方便辦案”。

紀委的“私人定制”會議

       據透露，紀委干部先與涉案官員的上級主管領導通氣，讓對方安排一個“有一定級別”的會議，但不會具體說破。待會議召開后，辦案人員守候在外，通過場內傳出的短信、監控畫面等信息，實時了解會議進度，再相機行事。涉案官員被帶離時的會議一般規格較高、與會領導多。
       這種情況下，他們請假缺席的可能性低，且容易因身處其間的“優越感”而麻痹大意。不過，高規格的大會并非隨時召開。根據辦案需要，有時要為調查對象“私人定制”。
       “安排這樣的會議，對方主管領導政治上必須絕對可靠，還要有出色的應變能力，壓得住局面。不能事兒還沒辦反先自亂陣腳，那就露餡兒了。”某地紀委案件檢查室王主任表示。
      當然，也有因為主要領導缺席而導致會議取消的情況。2013年10月28日下午兩點半，按計劃，遵義市要召開傳達中央相關精神的電視電話會議，由遵義市委書記廖少華主持。
      就在當天下午1點鐘，習水縣縣委一主要領導接到市里打來的電話，通知會議“因故取消”。
      晚上8點多，他看到新聞，新聞里傳來了貴州省委常委、遵義市委書記廖少華落馬的消息。
      2014年6月27日下午，廣州市委原書記萬慶良正在省委開會，會議剛進行一半，紀委辦案人員出現在會場，將其帶走調查；今年1月，河北省人大原常委梁樹林和劉學庫，在該省十二屆人大二次會議即將閉幕時在會場被帶離。
      與之相似的，還有江西省原副省長姚木根、東莞市原常務副市長梁國英、無錫市委原書記毛小平等。
      前述干部透露，紀委辦案特別講究“時機”，對涉案官員采取行動，多在這些“按部就班”的會議上。
      此時，被調查對象的行蹤、動向都盡在掌握中。
      據了解，為涉案官員“定制”會議多須周密部署，保密性強、協作性高。紀委干部先與涉案官員的上級主管領導“通氣”，讓對方安排一個“有一定級別”的會議，但不會具體說破。
      待會議召開后，辦案人員守候在外，通過場內傳出的短信、監控畫面等信息，實時了解會議進度，再見機行事。

有的“當眾宣布”，有的“中場帶走”

      據媒體報道，2011年9月29日，山東省青島市公安局召開局長辦公會議。紀委工作人員“意外”出現在會場，宣讀文件后，將青島市市北區公安分局局長于國銘、李滄區公安分局局長馮越欣直接帶走。
      梳理發現，涉案官員多在與會的休息時段被帶離，且常常被單獨叫走。
      2011年8月19日，新任河南漯河市長41天的呂海清在市政府五屆六次全會上發表施政報告。
      呂海清正在臺上進行上半場發言，中央紀委和河南省紀委的官員就來到了現場。
      半小時后，主持人宣布休會10分鐘。呂清海被叫到了貴賓休息室，辦案人員向他宣讀了有關決定。當天的會議后來就此打住，呂清海再也沒有回到會場。
      某地紀委案件檢查室王主任向記者講述了一個他參與查辦的案子。他所在的案件室對一名金融辦主任實施“雙規”，便在金融系統內安排了一場中層以上干部參加的大會。
      會議開始后，辦案人員并未進場，而是托人以“朋友求見”的名義把被調查對象請出。

被帶離者大多數“平靜配合”

      帶離涉案干部時，紀委辦案人員先要“自報家門”，隨后“驗明正身”—“我們是XX紀委的，你就是XX同志吧？”一般聽到這樣的問話，被調查者心知肚明。
      特別是置身會場，當這樣的問訊突如其來，貪官們更加措手不及。
      前述金融辦主任走出會場，看到紀委干部，以為真是熟人相見，還主動握手寒暄。但當辦案人員按照規定核對其身份時，他立馬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臉色一下子就變了。
      前述紀委副書記表示，在會場帶離涉案干部，只有極個別人情緒激動，大多數人都“平靜配合”。他分析，貪官心中雖已亂如麻，但畢竟不愿被眾人看見自己的狼狽。
      當然，也有部分貪官整日處在惶恐之中，因為心虛而對開會充滿警惕。
      2000年3月1日，原河北省國稅局黨組書記李真被通知去省委開會。此前，外界已有對其啟動調查的傳言，這讓李真隱約感到情況不妙。赴會場前，他特意電話咨詢“大師”，問自己此去是否會有事，“大師”向其保證沒事。
      但是哪里想到，剛一到場，李真就被“雙規”。

飛機場“失蹤”的客人

      在中國，除了在會場上，涉腐官員還會以什么樣的方式被帶走？
      2014年4月12日，中國科協黨組原書記、副主席申維辰從南昌返回北京。當天下午，飛機平穩降落到首都機場，然而，航班上的幾名乘客在下飛機后卻失蹤了，其中就包括申維辰。
      幾名接機男子在國內到達出口等候多時，可是直到乘客全部走光，他們要接的“重要人物”及其三四名下屬仍沒有出現。電話均關機，機場工作人員也一無所知。請示了領導之后，接機人選擇報警。
      而事實真相是，中紀委工作人員在機場將申維辰及下屬直接帶走。
      對于四川省委原副書記李春城的帶走地點，有兩種說法：有人說李春城是從北京首都機場被帶走的，亦有人說他在成都座落于浣花溪畔的豪宅別墅被帶走。多人提及了紀檢人員出現后李春城的第一反應，“他要求上廁所，并試圖摳出一張手機卡扔掉”。
      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金道銘在去年2月26日晚間從天津其情婦處返回首都機場準備回太原時被控制的，同時，其天津情婦的住所被搜查，查抄到古字畫等物品。
      作為交通樞紐的火車站，同樣也可以成為“抓人”的地點。湖南岳陽市委原常委、副市長陳四海在岳陽東站被帶走，但抓人的便衣并非來自紀委，而來自檢察機關，所以不在本文討論范圍之列。

陪領導考察途中

      還有的官員“倒”在了陪同領導視察途中。
      湖北省原副省長郭有明在十堰市丹江口庫區陪同上級領導視察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期間被中紀委帶走。2013年11月底，郭有明落馬的消息在中央紀委網站通報。
運動后回家
      廣州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原局長、黨委書記李俊夫的被帶走情形被媒體報道的頗為詳細。
      據《廣州日報》報道，7月3日晚上，李俊夫是在7月3日晚從位于越秀區的寓所中被紀檢人員帶走。
      李俊夫的作息頗為規律，常常會在傍晚外出運動。被帶走當天，李俊夫像往常一樣在傍晚6點多身穿運動服外出。李的寓所在高檔住宅小區內的大廈高層，晚8點左右，有鄰居發現樓梯間有4名穿便裝的男子在抽煙，且一言不發。
      因大廈屬于高檔住宅小區，平時少有閑雜人員，鄰居心生疑慮，便馬上通知大廈物管。
      保安人員回復稱，4人正執行公務，請他千萬不要多管閑事。
      大約晚上10時多，李俊夫運動回來。
      鄰居聽到他在寓所門口與這4名男子高聲說話，情緒相當激動，驚動了四鄰，不過很快便被帶走。
      鄰居看到，李被帶走時仍穿著那身運動服。